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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金云龍箋 北宋 趙佶 草書千字文(局部) 31.5×1172cm
沒有紙張之前
在原始社會，人們交換思想、交流經驗，通過口耳相傳，多半靠記憶行事。后來發展到“結繩紀事”，以幫助人類記憶。而繩結過于簡單，不足以表達復雜的事物，于是有了文字畫，可以畫在樹皮、石頭或陶器上。后來文字畫又逐漸演變成文字。19世紀末以來，在河南安陽殷墟遺址中，發掘出不少刻寫在龜甲、獸骨上的文字，即甲骨文;而早在商代就已將文字刻鑄在青銅器上，從西周時期到春秋戰國，常常把一些歷史事件刻鑄在青銅器上。春秋末期，鄭國、晉國還把法律條文鑄在鼎上，即所謂“刑鼎”。這種“鐘鼎文”像甲骨上的卜辭一樣，具有很大的史料價值，例如毛公鼎、散氏盤、虢季子白盤等，其銘文都很重要。
除了甲骨、青銅器以外，古人還將文字刻寫在玉、石之上。但甲骨不易多得，而金石笨重費工，都不便于普及和大量使用。針對這種情況，又改用簡牘作為專門的書寫紀事材料。經過整治的長方形竹片叫“簡”，木片叫“牘”。簡牘用漆或墨寫成文字后，再用韋(皮條)或絲編起，叫作“策(或冊)”。簡牘可卷起，便于存放，又價廉易得，因此在很長的時間內成為主要的書寫紀事材料。
隨著桑蠶業和絲織業的發展，至遲從春秋以來，已有用供貴族作衣服的縑帛來作書寫材料了。《墨子》中提到“書于竹帛”，可見在戰國初年帛書已與簡冊并行于世。
秦、漢以來，科學文化的發展，許多長篇著作相繼出現，帛、簡隨之暴露出了它們的局限性。在簡牘被徹底淘汰后，書畫用縑帛仍能存在下去。但輕軟平滑的縑帛最大的缺點，就是價格太昂貴，只能供少數上層人物享用。
到了漢代人們深切地感到“縑貴而簡重，并不便于人”，因此社會上迫切需要尋找一種廉價易得的替代品，而植物纖維紙的發明，正好適應了這種要求。
五色箋 唐 張旭 草書古詩四帖 29.5×603.7cm
中國最早的紙
我們一般認為是東漢蔡倫開啟了造紙的歷程。紙字從“絲”旁，在字源上與絲有關聯。許慎《說文解字》中對其的解釋：紙，絮一苫也。從糸，氏聲。《后漢書》中記載，“紙”之所以是“絲”旁，就是因為最早稱之為紙的是紡織品，就是縑、帛之類，但“縑貴而簡重”，所以蔡倫利用樹皮、麻頭、破漁網等纖維造紙，在元興元年(105年)上報皇帝，說明造紙成功，“故天下咸稱蔡侯紙”。
但對此，學界有不同看法。1957年陜西西安東郊灞橋出土了時間更早的西漢紙，經潘吉星先生的檢測分析，灞橋紙的主要原料含大量大麻和少量苧麻，而不是絲質原料，這表明灞橋紙是現存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纖維紙。
當然也有人認為，灞橋紙的纖維肌理還不夠“紙”的比例成分，某種程度上像埃及的紙莎草一樣，只是纖維的堆砌粘合，還達不到紙的標準。
如果灞橋紙還只是孤證的話，那么“金關紙”(1973-1974年甘肅居延考古隊在北額濟納河沿岸漢居延遺址的肩水金關故地，發現兩片西漢麻紙)的發掘，就給了蔡倫發明紙的說法以致命的打擊。經化驗其為麻紙，年代上雖比灞橋紙稍晚，但均在西漢。
到了東漢末年，造紙術更有提高，還出現了名紙，“左伯紙”就是其中之一。在二、三世紀時，“左伯紙”與“張芝筆”、“韋誕墨”齊名，為當時的人們、尤其是書法家們喜用。
東漢至三國時期廣泛使用的破布、樹皮、破漁網等漸漸滿足不了需要，在大量使用麻和樹皮的基礎上，又新開發了藤皮等纖維原料，浙江剡溪的藤皮紙此時已名揚天下。
魏晉南北朝：
紙逐漸取代了簡、帛
如果說，紙在漢代還只是作為新型材料剛剛崛起，還未完全取代簡、帛的話，那么這種情況到了晉朝，就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
從地下出土物可見，西晉時還是簡、紙并用，東晉以后，便幾乎全是用紙了。東晉時期的紙張產量與質量已全面提高，但一些人仍維持舊習慣，重要文件多用竹簡抄寫而不用紙。于是東晉末桓玄發布了一項“以紙代簡”的令稱：“諸用簡者，皆以黃紙代之”。所以后世的考古發掘中極少發現東晉以后的竹簡。
魏晉南北朝時，除用紙抄錄經史子集、書寫日常公私文件外，由于統治階級所提倡的佛教、道教興起，還有不少人抄寫宗教經典，這也使得社會上紙的耗費量大大增加。隨著造紙術的進步與推廣，我國南北方都建立了官私紙坊。北方以洛陽、長安以及山西、河北、山東等地為中心，主要產麻紙、楮皮紙、桑皮紙;浙江會稽、安徽南部和南京、揚州、廣州等地，成了南方的造紙中心，也主要產麻紙、楮皮紙、桑皮紙。
某種程度上說，晉代能出現像陸機、王羲之、王獻之這樣優秀的書法家，也得益于這一時期紙張的發展與進步。
從晉朝開始，在今浙江省嵊縣南曹娥江上游的剡溪附近，更開創用野生藤皮造紙，一直延續到唐、宋，后來被竹紙所淘汰。我們現在對晉朝藤紙只聞其名，不見其物。
晉代還新增了若干紙的品種，如“側理紙”(或“苔紙”)、桑根紙、蠶繭紙、藤角紙等，為書法繪畫之雅事平添了幾分色彩。相傳王羲之用“蠶繭紙”，又叫“凝霜紙”，形容紙像白霜一樣，又白又細膩。
竹紙 北宋 米芾 珊瑚帖(局部) 26×47.1cm
隋唐五代：
造紙原料品種大增
隋唐五代時期，詩詞、書畫的繁榮，連帶造紙、加工紙技術的飛躍。
這一時期的造紙原料品種，有了很大程度的擴增，包括麻類、楮皮、桑皮、藤皮、瑞香皮、木芙蓉皮等，竹紙也在此時嶄露頭角。除此，還出現了用混合原料造的紙。藤紙因其生長期比麻、竹、楮要長，資源有限，因此從唐以后開始走下坡路。桑皮紙、楮皮紙雖然歷史很久，但唐以前的實物則較少遇到。敦煌石室中的隋開皇二十年寫本《波羅蜜經》是楮皮紙，隋末的《妙法蓮華經》是桑皮紙，傳世的唐馮承素摹本《蘭亭序》也是皮紙。據明代宋應星《天工開物·殺青》篇記載，唐代四川造的“薛濤箋”，以芙蓉皮為料，“其美在色，不在質料也”。
隨著造紙原料的逐步擴大和造紙技術在各地的推廣，隋唐五代時的產紙區域遍及全國各地。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南、四川、廣東、山西、河南等省，均有紙貢于朝廷。其中，安徽是唐代造紙中心之一。歙州、池州、信州、宣州等地，均以產紙著名。現在全世界聞名的“宣紙”，其歷史淵源可以追溯到唐代的宣州貢紙。其實，產紙地方遠不止這些，我們所知的還有山東、陜西、新疆、云南等。
隋唐時期，紙的用途已從書寫擴大到了繪畫、摹榻、拓印、裱背與印刷等。還出現了最早的報紙“開元邸報”。而民間普遍流行投名帖，尤其是到富貴人家，一定要遞交名帖才允許拜見。詩人們自己也常造紙或加工紙，在紙上題詞，做出名箋。許多日用品也都采用紙制品，出現紙衣、紙帽、紙被、紙帳等。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的唐韓滉《五牛圖》(桑皮紙)，表明了唐代繪畫與造紙技藝均達到了較高的水平。
加工紙的普遍使用是唐朝用紙的一大特色。唐代不同用途的文化用紙，其加工方法也不同，如：朝廷文書及佛寺寫經，多用經過黃檗染黃處理的紙;臨摹古人字帖及繪畫則用半透明的硬黃紙;最流行與最常用的是染成紅色的箋紙，當時文人必備的最普通的詩箋即為紅箋，以后發展成彩箋、花箋、魚子箋、云形花紋箋、水紋箋等。而不同場合對于紙張質量也有所要求，如紙面灑金粉的金花箋多為皇家選用，而涂滿金銀粉屑的，多為佛經選用，這種涂滿金銀屑的紙面已不適用于墨寫，必須用金銀粉調膠書寫，形成銀紙金書、金紙銀書。
宋元：
造紙技術的歷史全盛期
北宋繼承了隋唐五代造紙技術的成就，在造紙品種與用途、產量與質量、原料與技術、產地分布等方面均處于歷史全盛時期。
宋代帝王多熱心文藝，篤好書畫，承襲后蜀、南唐的做法，設翰林圖畫院。在汴京大相國寺廟有書畫市場，潘樓酒店又有書畫夜市，此時朝野收藏鑒賞書畫與碑拓之風大盛。
書畫與印刷用紙成為這一時期促進造紙發展的主要動力。在宋以前，用竹子無法制造出上乘的文化用紙，直到宋代發明了一種多級蒸煮、多級漂白的制造技藝，才使得竹紙在宋代流行。這主要是由于竹子是半纖維素，它的纖維素含量沒有麻高，穩定性也沒有麻好，故而微生物滋長條件比較多，容易被蟲蛀。如果將竹子捶打成竹絲，在浸竹絲的過程當中加石灰，將石灰、草木灰拌在一起，進行多次蒸煮后，加上天然的日光漂，竹紙的質量大大提高，改變了宋以前以皮紙、麻紙為主要原料的造紙狀況。
宋代時，由于紙的品種與產量的增加，各類紙與紙制品開始應用于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如用于祭祀的冥紙、用于保溫擋風采光的窗紙、用于社交禮儀的紙名帖等已在全國各階層普遍使用。紙帳與紙被在南方民間用于避蚊御寒，以取代價貴的絲制品;用油紙制造的紙傘、燈籠、紙瓦顯示出防濕與透光的優良性能;紙燈與紙炮為節日慶典與喜喪事增加了氣氛;蠶紙則為發展民間養蠶生產提供了優良價廉的材料;紙鈔開始取代笨重的銅錢，給后代在世界范圍擴大商業貿易與方便貨幣流通開了先河。
桑皮紙 唐 韓滉 五牛圖(局部) 20.8×139.8cm
明清：造紙技術的集大成時期
這一階段的造紙術可以說是集大成時期。像其他生產部門一樣，造紙生產領域內也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手工業造紙從單純作為農村副業，到將手工業者聯合起來的工場手工業造紙，無疑是一大進步。
明清時的造紙槽坊，大多分布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等南方各省。南方盛產竹材，麻、皮料和稻草等原料豐富。當時竹紙產量占首位，閩浙一帶的竹紙種類更多達四五十種。用福建“熟料法”制漿技術生產的連史紙，潔白無瑕，是古代竹紙生產技術的一大突破。
皮紙多用于制造書畫紙或印刷紙，產量居第二位。皖南特產的“宣紙”為一時之甲，其原料主要為青檀皮。宣紙在明清間作為內府及官府公文用紙和上等書畫用紙。此外，還用作發榜用紙，至今仍有實物遺存。
入清以來，造紙業曾一度下降，但從康熙、乾隆時起，造紙業又開始回升。清朝康乾一百多年間，隨著科舉制度的興盛，文化教育事業的發達，紙張的消費量劇增，刺激了當時造紙業的不斷擴大和迅速發展。清初遭到摧殘的資本主義萌芽這時又有興起，因而紙的產量、品種和質量，都在以往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傳統的名牌手工紙又恢復了生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