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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中國經濟正在告別數量擴張型的高速增長階段，進入質量提升型的中高速增長階段，即“新常態”。
中國經濟正在告別數量擴張型的高速增長階段，進入質量提升型的中高速增長階段，即“新常態”。
上海證券報發表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員王軍文章認為，新常態并不意味著經濟增速一路下行，不再回頭。無論從總體發展水平、技術水平來講，還是從創新水平、要素成本、勞動生產率等來看，中國經濟基本面依然健康，增長潛力依然十分巨大，新型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和綠色化在快速推進，市場化、區域化、國際化的發展趨勢沒有逆轉，新常態蘊含著未來發展的新動力，中國經濟仍然具有巨大的韌性、潛力和回旋余地，未來的發展空間還很大。即將到來的“十三五”期間，中國仍有6%至8%的增長潛力，經濟最終實現有底、有質量的持續健康增長。
文章分析，從中長期供給端來看，中國經濟至少具備十個方面的發展潛力和增長空間：
一是人力資本紅利正逐步形成并將持續釋放。的確，人口紅利的變動對經濟的影響不容忽視，但老齡化是個緩慢而長期的過程，例如，勞動人口由農業部門向非農部門持續轉移，未來大規模的城市化進程意味著人口紅利在短期內并不會變為人口赤字;人口政策和教育體系改革有助于解決勞動力市場的問題。所以，在此期間，我們仍然可以有所作為。比如通過加快教育、加強培訓等政策措施，促使人口質量紅利或人力資本紅利逐步形成和釋放。此外，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熱潮，更使這種紅利代替過去傳統的只靠拼勞動力數量的紅利。
二是城鎮化及其所帶來的消費擴張和基礎設施改善的潛力和空間巨大。2013年中國名義城市化率為53.7%，與世界平均水平持平，略高于中等收入國家49.5%的水平，但與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相差約30個百分點。城鎮化是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有研究指出，城鎮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將帶動1000萬以上的農村人口進入城鎮居住、生活、就學和就業，這不僅有利于解決城鄉差距問題，還能增加農民收入，刺激消費增長，增強經濟的發展后勁。另一方面，城鎮化還將帶動基礎設施等公共產品及服務的發展。因此，城鎮化將是中國未來擴大投資、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
三是產業升級打造的雙引擎動力強勁、后勁十足。一方面，《中國制造2025》在著力用先進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通過大規模技術改造投資，將現代信息技術與制造業深度融合，使更多中低端產業升級為中高端產業，力圖重新發動傳統產業引擎。中國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遠低于發達國家70%的份額，也比同等收入水平發展中國家低10%左右，提升空間較大。另一方面，《積極推進“互聯網+”的行動指導意見》更在重點推進包括創業創新、現代農業、協同制造、智慧能源、普惠金融、益民服務、高效物流、電子商務、便捷交通、綠色生態、人工智能等11個領域，力圖把互聯網的創新成果與經濟社會各領域深度融合，提升實體經濟創新力和競爭力。
四是民間創富的巨大潛力和大眾創業的發展活力。近年來，在一系列鼓勵和引導政策扶持下，民營經濟已成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引擎，民間投資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的比重已高達60%。因此，只要能通過經濟結構調整盡快激發民間投資的活力和潛力，就能最大限度提高全社會資金形成和配置效率。
五是萬眾創新的無盡激情和永不停息所帶來的內生發展動力。在經濟新常態的大背景下，面對世界范圍內正在孕育興起的新一輪科技和產業變革，增長動力正逐步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六是地區間梯度轉移和升級為中國的區域發展和經濟增長提供了廣闊的回旋空間。中國區域差異較大，從東中西部各地區人均GDP水平差距看，地區間梯度推移和升級還有很大空間，地區間的競爭與合作將長期存在，落后地區在追趕發達地區的過程中將釋放出巨大的經濟活力。
七是市場規模潛力巨大。橫向來看，中國城鄉、區域、不同群體之間的發展和消費都不平衡，這為未來需求的漸次釋放提供了可能。縱向來看，雖然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需求空間有所縮小，但與發達國家相比，空間仍然很大。“總量大國、人均小國”的現實表明，中國距“經濟強國”還有很大距離，在未來經濟增長的過程中仍然存在大量中長期投資需求，如基礎設施、技術創新、新能源、養老、醫療以及進一步城鎮化中帶來的諸多需求。
八是蓬勃發展的對外投資為再造數個海外中國展現了全新的空間、提供了無限可能。中國對外投資起步較晚，對外投資存量僅相當于GDP的7%，遠低于美國的36%。中國對外投資累計凈額占外匯儲備余額比例為16.98%。顯示未來對外投資空間巨大。特別“一帶一路”戰略，將對未來的對外投資起到十分正面的作用。不僅有利于緩解國內產能過剩的矛盾，而且也將重新構建一個友好的周邊環境，推動互利共贏局面的形成。
九是政策組合拳的運用有較大回旋余地。就財政政策而言，無論政府債務率、赤字率，還是政府總體債務余額，仍明顯小于政府資產，更遑論中國還擁有近30萬億民間儲蓄和近4萬億美元的外儲。因此，從中長期來看，中國政府不可能出現全局性債務危機。就貨幣政策而言，利率、存款準備金率都較發達經濟體為高，其他更靈活的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也都有更靈活、更彈性的余地。
十是全面深化改革所帶來的制度性紅利逐步釋放，其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將日益彰顯。涉及經濟、社會、生態、司法、民生領域的改革舉措正逐步落地，正在給中國發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動力，源源不斷地釋放“制度紅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