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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引未來訊 近日，環保部已將VOCs排放列入打贏藍天保衛戰新3年作戰計劃，并在著手制定治理行動方案。按照要求，到2020年，全國重點地區、重點行業VOCs排放總量將比2015年下降10%以上。包含300多種不同成分、環保督查發現問題最突出、監管起步晚于其他污染物的VOCs如今為何反復被強調？治理又應如何推進？帶著這些問題，一起看多位相關領域專家如何解讀。
柴發合：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大氣首席科學家
雷宇：環保部環境規劃院大氣環境規劃部副主任
張新民：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大氣環境研究所研究員
彭應登：國家城市環境污染控制技術研究中心研究員
鄭承煜：中國煤化工VOCs治理技術中心主任
凌炫：清潔空氣創新中心高級項目經理
席勁瑛：清華大學環境學院副教授、中華環保聯合會VOCs污染防治專委會副主任委員
魏巍：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副會長、海灣環境董事長
第一問、進入“后大氣十條”時期，VOCs治理為何更受重視？
它是PM2.5和臭氧的重要前體物
柴發合：對于京津冀地區來說，近幾年空氣質量改善有目共睹，但也要看到，PM2.5平均濃度仍超國家標準約1倍，尤其是北京，雖實現了“大氣十條”目標任務，但PM2.5濃度還是高出國標60%以上。所以，大氣污染防治攻堅戰還要打下去。
接下來怎么打？研究發現，隨著治理行動持續開展，PM2.5的成分也在發生變化。硫酸鹽含量顯著下降，硝酸鹽和有機物的占比反而增加，說明除此前重視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外，VOCs也應成為一個重要的治理方向及難點。
雷宇：當前，以顆粒物和臭氧為特征污染物的大氣復合污染，在我國形勢嚴峻。一方面，PM2.5是影響大氣環境的首要污染物，臭氧僅次于此；另一方面，自2013年實施“大氣十條”以來，臭氧已成為6項環境空氣質量基本評價項目中，唯一不降反升的污染物。而VOCs正是這兩者的重要前體物，VOCs排放強度較高的地區，與PM2.5、臭氧濃度高值區分布基本吻合。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顆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治理，VOCs防治在我國相對滯后，暫未對其排放實施業務化統計，控制和監管水平相對較低，現已成為我國大氣污染防治中的重要短板，減排空間較大。為進一步推動空氣質量改善，“十三五”時期應全面推進VOCs污染防治。
第二問、現階段，我國的VOCs排放主要呈現哪些特征？
四大污染源帶來年排放2500多萬噸
張新民：環保部去年對“2+26”城市的大氣污染防治強化督查中，發現VOCs問題最為突出。同時，其排放來源復雜，規模龐大，污染物種類繁多。
從污染源看，根據《大氣揮發性有機物源排放清單編制技術指南（試行）》，VOCs主要有四大來源：道路機動車、油品儲運銷等交通源，化石燃料燃燒和工藝過程等工業源，生活燃料燃燒、環境管理、居民消費等生活源，及包括生物質露天燃燒源、生物質燃料燃燒源等在內的農業源。
從體量看，最新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VOCs排放總量達2503萬噸。其中工業源排放最多，約占總量的43%，主要包括石化、化工等細分行業。其次是交通源排放，占總量約28%，多為道路機動車油品儲運銷排放等。
在區域分布上，長三角以15%的貢獻量、京津冀地區以10%的貢獻量，處于VOCs重點控制區域前兩位，涉及移動源、石油煉制、油品儲運等多個需優先加強質量的重點行業。另要特別重視山東、河南兩省，其對VOCs排放的貢獻率已分別達10%、6%。
第三問、針對VOCs治理，現已出臺哪些標準、要求及支持政策？
正制定重點排放行業技術指南
彭應登：目前，我國針對VOCs治理的文件主要分為3類，即相關法律和管理制度、排放標準體系及技術法規。
國家層面，2010年環保部、發改委、能源局等9部委發布《關于推進大氣污染聯防聯控工作改善區域空氣質量的指導意見》，首次將VOCs列為重點控制污染物。2016年，史上最嚴《大氣污染防治法》實施，VOCs首次被納入監管范圍，治理有了法律依據。去年9月，環保部、發改委、能源局等6部委再度聯合下發《“十三五”揮發性有機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這也是首個專門明確VOCs治理重點的指南。
此外，國家已發布的42項固定源排放標準中，有14項涉及VOCs控制，涵蓋石油煉制、汽油運輸、焦化等領域。
地方層面，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先后出臺了30多項與VOCs治理相關的標準或技術法規。其中，北上廣等地的相關工作走在全國前列。
不過，相比當前治理需求，上述政策仍顯滯后且不夠健全。如VOCs涉及種類多、行業多，以無組織排放為主，但諸多排放行業目前并無控制標準。已有標準中，有的甚至20年未更新，限值濃度較寬松，難以滿足現階段治理需求。再如，部分地區雖出臺了地方VOCs防治法律條文，但僅限于突發性事件，缺少環境準入、風險評估等具體要求。
目前國家正在著手針對重點排放行業制定技術指南，現已完成約10個行業的初稿。
第四問、既有政策條件下，我國治理現狀如何？
尚處起步階段，各方職責難明晰
彭應登：我國VOCs治理尚處起步階段。由于此前的治理重點多放在除塵、脫硫和脫硝等方面，導致減排與控制進展緩慢。已有監測站點主要據行政區劃分，且多集中在中東部地區，不利于掌握VOCs污染的擴散特征和主要污染源排放等情況。
同時，我國VOCs治理的職責分散于地方環保局的不同部門，上級環保部門對下級僅提供必要的業務指導，區縣環保部門實則承擔了大部分管理工作，易出現部門間互相推諉責任或爭奪管轄權等情況。近期對環保執法部門垂直管理的規劃，或利于提升VOCs管理水平。
鄭承煜：以煤化工行業為例，僅低溫甲醇洗一項工藝環節，VOCs排放動輒達10萬-20萬立方米/小時。治理在技術層面并無問題，但這么大體量排放，目前并未得到足夠重視，甚至整個行業的VOCs治理都未真正開展起來。
國家對VOCs治理雖有要求，卻暫無專門針對煤化工行業的標準。相比其他行業，煤化工VOCs排放監管也較為薄弱，尚未建立相關責任機制、總量控制等要求。這給企業提供了可乘之機，治理與否差別不大，導致企業對此態度并不積極。
凌炫：實施VOCs科學管控的前提是監測。但這項工作在我國剛開展不久，針對在線監測技術的評估體系尚未建立，監測執法也未形成常態。已開展在線監測的部分地區、園區及企業，多以非甲烷總烴類為主要監測對象，難以全面反映VOCs實際污染特征及狀況，或科學準確地核算總量。
實際上，已查明的VOCs成分達300余種，我國重點關注的也有56種。它不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物理化學性質單一的污染物，可使用相對單一的監測方法及設備。VOCs監測，既要考慮不同物質的個體情況，也要兼顧混合VOCs相互干擾、識別等問題。此外，廣泛的排放源也加大了監測難度。
第五問、面對制約，行業層面如何推進治理？
建立常態化監測機制，分類精準施策
張新民：首先，監測應步入常態化，構建主要工業源、無組織源等來源的監測技術，完善優化監測點位，使監測結果足以科學反映全國VOCs排放、變化等情況。同時，研究建立適合我國VOCs特征及監測目標的方法體系，補充完善監測標準。基于不同污染特征和管理目標，不同地區要因地制宜選擇監測的可行技術和最佳方案。
行業層面，如石化、有機化工、儲存和運輸等重點排放領域，可結合各自排放強度、排放時段等，有針對性地制定排放標準和工藝設計。對煉焦化工業、儲油庫、加油站等已有標準的行業，及時修訂更新落后、不能滿足實際需求的方法及相關內容。
雷宇：不同來源的VOCs治理應分類施策。如對交通源，可通過“車-油-路”統籌措施，全面推進機動車VOCs排放控制和油品儲運銷油氣回收治理。
對工業源，通過結構調整促進綠色轉型，在重點地區、重點行業實施大型減排工程，結合達標排放和排污許可管理等要求，實現總量削減，進而帶動其他地區、行業VOCs污染防治。尤其是石油煉制、石油化學等行業，應嚴格根據標準要求優化生產工藝過程，全面推進泄漏檢測與修復，重點針對儲存、裝卸、廢水系統、工藝有組織廢氣、非正常工況等環節管控，確保按時全面穩定達標排放。
對生活及農業源，通過減少散煤和生物質燃料使用，提升居民生活消費有機溶劑產品VOCs含量限值標準。
第六問、能源企業如何強化治理應對？
因地制宜開展“一企一策”清潔生產
席勁瑛：因排放特征復雜，且現有市場的技術、資質要求和決策過程各不相同，VOCs治理不能簡單“一刀切”，企業應根據自身污染源特點和需求合理選擇技術。
企業還應有一定前瞻性。隨著治理進入“深水區”，關注點也將從高濃度VOCs氣體向中低濃度延伸，從生產工藝排放向非生產工藝擴展，如處理“三廢”產生的VOCs就屬后者。企業新建、改建或擴建項目時，應全面考慮治理需求，推動末端治理更多向源頭治理、綜合治理轉化。既要注重末端成效，也要重視整個生產過程的清潔化、生態化，從源頭進行減排。
鄭承煜：對于煤化工行業，部分揮發性有機物可回收利用，如煤制甲醇。以一個400萬噸項目為例，如不進行處置，每年揮發掉的甲醇高達8000-1.2萬噸。目前，技術層面完全能實現回用，既可有效治理VOCs排放，也將產生經濟效益。
魏巍：在排放“大戶”石化行業，VOCs年排放量達4000多萬噸。企業面對上百種特殊污染物，如何將分散排放收集起來，再進行集中處置？目前，我們正在把山東淄博作為一個試點，對這里300多家石化企業進行逐個排查，建立“一廠一策”的治理方式。減排不再是突擊式、運動式，可實現精準化監測與量化治理。
雷宇：很多“散亂污”企業同樣涉及VOCs排放，應全面排查、落實取締。以河北廊坊為例，測算表明，取締“散亂污”企業可減少VOCs排放20%左右。
同時，還應提高VOCs排放重點行業環保準入門檻，推進新建涉及排放的工業企業全部入園。企業可實施錯峰生產，夏秋季重點對臭氧生成影響大的行業實施調控，冬季重點針對PM2.5生成貢獻大的行業，并落實到企業排污許可證和應急方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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