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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對包括印刷在內的11個存在揮發性有機物排放（VOCs）的行業征收費用的要求，從2015年歲末起至2016年10月，全國已有15個省份相繼出臺了收費辦法。細細閱讀，總感到還存在些難以說明白的問題。辯證唯物主義崇尚兩點論，借著圍繞綠色印刷開展專題討論的機會，也出于把此項工作做得更為得體的愿望，發表些意見，不當之處恭請指正。
關于擺正治理與維持行業可持續發展的關系
印刷已有千年歷史，印刷在國計民生中的作用毋庸置疑，即便是互聯網終端普及導致信息來源的多元化與閱讀方式的改變，印刷在人們生活中的作用依然客觀存在，行業現在需要的是順勢發展、適度調整。為此，在我國大肆渲染印刷對環境帶來污染的時分，澳大利亞印刷界提出了“讓印刷成為榮耀”的響亮口號，并制作出精美的宣傳片，提醒世人如果市場缺乏色彩可能帶來的種種不適。
正確認識印刷在人們生活中的作用以及要求印刷企業在生產過程中注意保護環境，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不應偏廢。如果說，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為了解決知識青年返城后的就業問題，把印刷業提升到都市型工業、勞動密集型工業、綠色工業是一種不完全確切的認識，那今天把印刷業貶斥到是導致環境污染的罪魁之一，以致不得參與有關部門組織的勞動技能競賽同樣是一種認識上的偏差，是矯枉過正，無疑會影響一個行業的可持續發展。
提出以上命題決非是不認同印刷業應該注重環境治理工作，而是強調應該協調好治理與發展的關系，應該實事求是，而不是為了某一目的，比如為了按首都功能區要求做產業調整；為了壓縮印刷行業的過剩產能；為了盡快扭轉令人討厭的霧霾狀況；甚至是為了讓領導感到你所在的部門并沒白吃皇糧而有所作為，如此等等，人為地去夸大或縮小本已有定論的客觀狀況。
事實是自2010年以來，在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的領導下，印刷業一直在積極地推行綠色印刷，在完成了ISO14000國際環境認證的基礎上進一步開展十環認證，在所有的行業中走得還算相對靠前。忽然間，包裝印刷業與石油化工業一起并列成為環境治理工作的重中之重，這無疑讓整個行業有點“受寵若驚”，壓力驟增。而且，處于經濟下行期、成本上升期，在治理技術還未必十分成熟的時期大范圍地去做此項工作，最終結果可能與愿望會有距離。
過度強調印刷生產過程對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比照造紙業莫須有地給印刷業也戴上“高能耗、重污染”的帽子，甚至在勞動競賽中將其打入另冊，肯定會對行業的正常發展帶來負面影響。就已經出現的情況看，至少在以下數個環節已經有實質性反映：政府扶持減少、銀行貸款變難、企業招工困難、學生轉科增加、新建企業環評要求苛刻。因為，他們對一個行業的判斷更多來自于輿論傳播的影響。
毫無疑問，以數字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出現，宏觀經濟遲遲不見好轉，產能過剩都對行業的發展帶來不容小視的負面影響。但愿能客觀地、實事求是地認識印刷生產過程中的污染問題，給印刷業在原有基礎上的繼續向前發展營造出一個相對良好的生態環境，促進行業的轉型升級而不是適得其反。
必須防止把收費標準變相
成為招商引資的旗幡
城市化與都市病有著一定的關聯，制造業的大量存在與城市霧霾也有著一定的關聯，但豈能因為可能導致霧霾就取消一個行業的存在？在環境治理工作上也是如此，治標是圖個眼前清靜，治本才能徹底解決問題。人們希望的是標本兼治，如若不能正確處理好標和本的關系，可能折騰了半天，最終也未必能達到有效治理的期望。
就在筆者撰寫本文的時候，見到10月15日出版的《新聞晨報》，頭版的標題就是《灰蒙蒙的天》，副標題：“北京空氣質量指數昨逼近400，本周日上海開始受影響”。京滬之間相聚千里尚且如此，更何況密不可分的京冀之間。由此可見，霧霾流動影響的范圍極大。新華社就此消息配發時評《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霾》，也提出為什么“北京儼然一座空氣質量指數的‘高峰’”，主張有關部門“順藤摸瓜主動查找成因”“找出治理霧霾的著力點”。
但眼下各地出臺的向VOCs排放收費的辦法總讓人感到有點治標不治本。舉例為證：按2016年度的收費執行標準，北京市每千克排放收費是20元，河北省是每污染當量收費2.4元，按法規明確的千克與污染當量間的關系為1∶0.95進行折算，河北省的標準相當于是每千克排放收費2.53元，兩地標準的差距將近8倍。數倍之多的收費差距必定導致在北京無法生存的企業向河北流動，對企業來說，搬遷可以有效降低生產成本。
換一個角度看問題，如果說揮發性有機物的隨意排放是導致城市霧霾的重要原因，那空氣是流動的，處于河北包圍中的北京焉能因印刷企業從北京搬至河北某地，就此減少了霧霾？恐怕是城門失火難免殃及魚池。而差異化的收費標準完全可能成為發展地方經濟開展招商引資的另一面旗幡，這似乎也有悖于制定這一辦法的初衷。
其實，從各地已經公布的標準看，落差很大。著眼于有效降低生產成本，辦法公布后已經出現印刷企業的遷移潮。以與北京收費標準同步的上海為例，有的搬至安徽（折算后每千克收費1.26元），因為那里的標準僅為上海的6.3%；有的則遷至貼近上海但收費標準不到上海20%的江蘇（折算后每千克收費3.79元）。難道東山的老虎吃人、西山的老虎就不吃人？難道安徽地區由排放對大氣帶來的負面影響就比北京和上海地區小？而且小很多？這似乎都難以讓人信服。倒是印刷總產值居全國之首的廣東省因為地區間的差異較大，加之當地印協與政府有關部門反復溝通，至今尚未出臺相關標準，還處于多方平衡中，力求既符合國家要求又能為企業所承受。
再則，現已出臺標準的不少地區采取逐步遞進收費的方案，給企業留出治理工作的時間，這是在為企業著想，是政府部門眼睛向下的表現，但確定的階段性遞進時間段普遍偏短，從選擇方案到比價簽約，從設備進場安裝調試至正常投入運作，半年決非是不少治理項目所能完成的時間。如若指望所在地區政府給治理工作以資金扶持，僅是從提出申請到審核批準可能就不止半年。這當然不是埋怨政府的審批周期過長，而是主張從實際出發，給予企業的治理時間與遞進收費的時間段適當放長些，讓辦法具有可操作性。
最近也看到有關報道提出，把現在的收取排污費改成收取環境稅，兩者間最大的區別在于稅收列入國家預算，與開支緊密相連，而目前的收費在有些地區是作為環境治理基金，取之于企業也用之于企業的環境改造。為此，這一改動應該慎重，對企業可能帶來的影響要作充分評估，特別是在經濟不景氣，企業承受能力相對較弱的時期。
需要防止治理過程中
發生壓下葫蘆起來瓢的現象
說實在的，在發展生產的同時必須加強保護環境，我國對這一問題的正確認識與把握是尚嫌晚了一點，甚至可以說是吃了苦頭后的反省，這包括改革開放后的相當一段時間里，我國承接了發達國家向外轉移的帶有環境污染的生產項目，表面上看是引進外資，實質上是背了別人的包袱。當然，亡羊補牢，猶未為晚。
因為我們是后來者，在治理工作中千萬不能被后來居上的思想所左右，還是應該遵循循序漸進的原則，實事求是，量力而行，千萬別把標準定得過高，結果欲速不達，甚至發生壓下葫蘆起來瓢的奇怪現象。
這至少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對揮發性有機化合物范疇的認定。從資料看，國際上存在兩個溫控節點。“最普遍的共識認為VOCs是指那些沸點等于或低于250℃的化學物質。”所以，歐洲把沸點在50～250℃范圍內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列為治理范圍，沸點在250℃以上的稱為增塑劑。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為：VOCs是“熔點低于室溫而沸點在50～260℃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總稱。”我國現在取的是后一標準。標準高了，顯然涉及的化合物數量就會增加，以致有企業稱，現在連從歐洲購買來的原輔材料都難以完全達到國家標準。
提高治理要求當然是件好事，問題在于是否已經具備按此標準實現有效治理的能力？說實話，針對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治理的研究與實踐在國內可能都還起步不久，近期大量冒出的專業治理公司可能大都還是憑借以往的治理經驗做些改頭換面，他們更在意的是抓住這難得的商機。如果現在的治理手段還難說高明，存在著今后做二次治理的可能，真還不如把相應技術研發得更成熟些，即使是在降低治理設備的運營能耗上再做做文章。
其二，唯物辯證法告訴人們：事物具有兩面性，物質不滅。在針對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治理上千萬不應出現壓下葫蘆起來瓢的現象，這可能有點杞人憂天，世間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但即便如此，既然想到了這一情況，也就將此端上桌面，祈求在治理中加以避免。
現行減少揮發性有機物排放的主要辦法一般有兩種：活性炭吸附法和集中收集后的燃燒法。十年前書刊印刷企業引進的高速熱固型商業輪轉印刷機使用的就是內置的二次燃燒法。二次燃燒固然能一定程度上減少廢氣的排放，但存在燃料消耗與增加空氣中二氧化碳排放的問題，這似乎有點把一種有害物轉化為另一種有害物的味道，保護環境不是也要求控制碳排放嗎？當然，何種方式導致的環境問題更嚴重就非一般人所能解釋。燃燒法解決揮發性有機物排放問題的屬性與上述情況完全一樣，這期待著環保專家能有個準確的說法。
提倡使用柔性版印刷也是近段時間開始發酵的一種聲音。毫無疑問，柔性版印刷有著自身的優勢，但印刷質量不及膠印，制版成本相對較高是它的短板。從減少揮發性有機物排放的角度，使用水墨的柔性版印刷相對環保，但因為使用水墨，損失的是速度，同時為了盡快讓印刷品干燥需要聯機加裝烘干裝置，這必然導致能耗的增加。究竟如何權衡這二者間的得失，需要經過實踐積累用數據說話。
總之，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面性，不能因噎廢食，也必須防止治理工作中壓下葫蘆起來瓢現象的發生，這才是辯證唯物主義的態度。
行業協會應發揮好
政府與企業間的橋梁作用
作為社會團體的協會應該當好政府與企業間的橋梁，既應該準確貫徹主管部門的意見，也應該客觀反映企業的呼聲。
行業協會的本質是企業家社團，完全市場條件下的行業協會承擔著預測行業發展、行業咨詢服務、行業情況匯總、組織產品評比、開展技術交流與對外交流、推進行業發展、懲處業內惡性競爭等諸項工作。按照“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走向，從一定層面上講，今后在行業管理上，社團的作用要大于政府，發達國家的行業協會在這方面已經樹立了榜樣。我國的協會正處于轉型期，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但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掣肘。
行業協會當然也是連接政府與企業間的橋梁，承擔著上情下達、下情上傳的作用，在這中間更多的應該是反映行業帶有共性的訴求，因為它在一家或數家企業發表的意見難以受到上層重視時起著更大作用。
時至今日，我國的行業協會在貫徹上級意圖上做得比反映基層想法上更到位些，在把印刷業列入揮發性有機物排放收費試點行業上即是如此，在前后長達數年的時間里，缺少代表行業利益的實事求是的聲音。導致這一狀況可能有綠色環保是一面旗幟不便發表不同聲音，或是沒有意識到后果的原因，或是因存在正好借機削減產能的需求，或是有其他種種想法，但畢竟這些訴求沒有得到合理反映。最終，曾被環保部認定為VOCs排放僅占耗材量13.4%的低排放的印刷業反倒成為收費的試點行業，這對處于相對困難階段的印刷業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當然，事物總存在著兩面性，逼上梁山可能也是加速行業調整的一種福音。
如是說，作為行業一員，又是期待著行業繼續發展的過來人，還得為北京市印刷行業協會正名，他們畢竟代表企業講了他們應講的話，這不是反對加強環境保護，而是希望實事求是，尋找到最為合理的減排辦法。至于最終誰的意見更實在、更準確，時間總會給出結論。
加大環境治理力度是利國利民、利于子孫后代的大事，筆者至今為城市夜空已不見滿天星星而為后輩感到遺憾，這也是去發達國家旅游時為他們在環境保護上所取得的成績不禁贊嘆的原因。必須指出：既然共產黨人信仰馬克思主義，主張兩點論，那就應該在把環境治理作為主要矛盾的時候同樣關注行業的可持續發展；應該在制定相關法規的時候注意治本而非治標，或是避免留下需要做兩次治理的后遺癥；在注重解決存在的一種問題的時候還應努力避開可能產生的另一類問題；在強調與上級統一步調的時候也應該通過正常渠道充分反映民意。真正做到了這一切，相信我們的工作一定會比現在做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