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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社會上對于我國經濟形勢的認識出現了一些新看法。這里，我主要從中國的特殊性出發來探討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如何看待我國宏觀調控中的反危機政策
全球自進入反危機大潮流后，社會上對政策方向的選擇看法都不太一樣。從我國實踐來看，同樣存在著一些爭論。這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是我國這次反危機政策主張是不是出臺晚了？這是一個很有中國特色的問題。我國經濟在2007年、2008年還是紅紅火火的增長局面，這種發展階段的增長態勢與其他國家不同。因此，2008年我國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政策目標是“雙防”：第一防通貨膨脹，防從結構性通脹轉為總體性通脹；第二防過熱，防經濟增長過快而導致的過熱。這兩方面是相關聯的，如果目標是“雙防”，那么宏觀經濟政策就應該全面緊縮。可是，這樣緊縮到了2008年五六月份，我們就感覺到情況不對了，所以等各種數據出來以后，就做了相應調整，即不再強調“雙防”，改為“一保一控一調”：保增長，控物價，調結構。物價問題還是沒有從宏觀調控目標當中刪除掉，雙重目標是“保增長、控物價”。我國真正調整過來已經到了2008年第四季度。所以，我國反危機政策出臺時間比全球性的反危機舉措，大概晚了有半年多。
二是我國這次反危機政策是不是猛了？我國宏觀經濟失衡的原因與美國、歐洲、日本等不同。世界發生了金融危機的情況大多是金融體系崩潰了，而實體產業沒有大問題，是在貨幣市場失衡的情況下，有貨幣需求而缺乏貨幣供給。可是我國是什么情況呢？世界經濟衰退導致我國出口受挫，造成內需產能過剩。在這種情況下，我國銀行體系本身并沒有問題，可是實體產業沒有有效的貨幣需求，所以我國的失衡方向和世界經濟危機下的失衡方向是相反的——世界經濟是有貨幣需求而無貨幣供給，我國是有貨幣供給而無有效的貨幣需求。因此，對我國來說重要的是培育對貨幣的需求來刺激實體經濟，對西方國家來說重要的是增大貨幣供給，往流通當中砸貨幣。但是，我國采取的政策卻和西方反危機政策差不多，大量地向流通當中注資，其結果是實體經濟沒有有效的需求，使大量的貨幣滯留。所以，有人就提出了我們的貨幣財政政策刺激是不是過猛的問題。
三是我國退出反危機政策是不是早了？我國是在2010年10月宣布從反危機的政策軌道上退出的。退出以后，我國面臨反危機過程中成本消化的一系列困難和進入新常態以后經濟失衡的新形態。這其中既有客觀的經濟周期性的原因，也有復雜的、不確定性的宏觀政策作用，實際上是經濟增長速度的換擋期，后危機階段對于反危機政策成本的消化期，經濟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克服的陣痛期“三期疊加”。相對于更為復雜的經濟失衡特別是“雙重風險”并存的新失衡，因而有人就提出我國退出反危機政策是不是過早了。
以上三個方面背后實際上都有我國特殊的國情。我們要認清我國反危機政策與其他國家相比存在很大差別，注意總結經驗，然后將其上升為經濟學說和體系。
第二個問題：如何看待新常態下我國宏觀經濟的失衡特點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1978年到1998年。這個階段除了個別年份，總的來說，我國通貨膨脹壓力比較大，宏觀政策長期緊縮。第二個階段：從1998年到2010年年底。這個階段除了2002年到2007年之外，在宏觀上主要是內需不足，再加上亞洲金融危機和世界金融危機的前后沖擊導致增長動力匱乏。因此，我國主要的宏觀政策是擴大內需，我們叫“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2008年進一步提出“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第三個階段：從2010年年底到現在。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我國宏觀經濟進入了失衡的階段，這個階段的特點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既有通脹的潛在壓力，又有經濟下行的嚴峻威脅，是雙重風險并存。
當前，在雙重風險并存的情況下，我國該怎么辦？發達國家在上世紀60年代末遇到了類似的問題，但是從70年代以來一直沒有解決，積累的問題很多，經濟理論也做出很多調整，現在看來也很難取得系統性的經驗總結和統一認識。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也遇到了這個問題，在宏觀調控方面面臨著全面、深刻的挑戰，這時從總需求方面入手可能是無解的。所以，我國引入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不僅是對我國宏觀經濟失衡特點的思考，而且是對我國宏觀經濟認識的深化。
第三個問題：如何認識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施中的幾個問題
關于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幾個問題需要在理論上和政策上進行深入思考。
其一，如何處理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需求和供給的關系。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需要需求側的政策，而且要在兩個方面協調好。一方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一定的有效需求作為前提；另一方面，需求在短期之內要適度擴張，要對經濟有適當管控。
其二，如何在體制上處理好供給側結構性管理中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供給側和需求側的政策有一個很大不同，就是供給側的政策直接影響的是生產者，而需求側管理政策更多影響的是消費者，刺激的是需求者或者購買者。在這種情況下就會出現兩個問題：一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直接影響的是企業，而企業作為市場主體的權利在經濟和法律制度上得不到充分保障和尊重的話，那么就可能導致政府對市場主體行為的過度的、隨意的干預，甚至可能退回到計劃經濟去。二是我們能不能真正地在經濟哲學上把市場所要的自由競爭和社會化生產所要求的自覺規劃統一起來。在機制上，如果我們把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真正處理好，那么中國特色宏觀經濟學在世界上就能立得住。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際上提出了更深層次的問題，即基本制度下的經濟理論哲學問題、價值取向問題。
其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短期政策和長期政策目標如何銜接的問題。需求側管理帶有一定的短期性，供給側管理一定是帶有長期性的。供給側管理更多的事情是前人栽樹、后人乘涼。相對而言，地方政府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作用空間會更大，因為需求管理對地方政府來說有限，貨幣不歸你管，赤字不歸你管，你能做什么？但是供給側不一樣，在供給側調結構過程中，改善這個地方的教育結構，改善這個地方的資本投入結構等都屬于供給側，所以地方政府可以發揮作用的空間非常大。但是有一條，地方政府官員需要有長遠的觀念，不考慮長遠就是不作為，所以供給側管理實際上是要求地方政府官員對當地長期負責，這對他們的責任心提出了更高要求。
總之，我國宏觀經濟的發展有自身特點，無論是反危機政策、新常態下的失衡特點，還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都具有中國特色，而這種特點實際上都來源于改革開放進程中的中國實踐。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劉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