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出版與國際的交流交融交鋒

畢業于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系，1980年到外研社編輯部工作，1993年3月任外研社和音像社社長，1994年兼任總編輯。2005年任北京外國語大學副校長兼外研社社長。2007年3月任中國出版集團黨組書記、副總裁，2009年12月出任高等教育出版社社長。2010年底任中國教育出版傳媒集團黨委書記、總經理，2011年至今任中國出版協會副理事長。

　　為中國出版發聲

　　從2011年當選中國出版協會副理事長至今已5年有余，李朋義認為“這是一份責任重大的工作”，除參加中國版協會議和行業評審工作、為中國出版業改革發展提出意見建議外，在推動中國出版協會與國際出版商協會交流，特別是推動中國版協加入國際版協方面，李朋義更是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今年4月倫敦書展開幕前一日的國際版協大會上，法國阿歇特出版集團CEO阿諾德·諾里的發言直指國際版協主席理查德·查金：“你會為推動中國版協加入國際版協而后悔的，你應該看看中國在發生的事情。”當時所有在場人士一片愕然，李朋義當即用中文提問：“法國是出版大國，中國也是出版大國，法國能加入國際版協，中國為何不能加入？”當時諾里表示聽不懂中文，李朋義又用英文復述一遍，同時建議諾里“學學中文，因為阿歇特在中國辦的合資出版公司經營得不錯”。當李朋義向記者講述這段經歷時，難掩對中國持有偏見的西方國家做法的義憤填膺之情。

　　“像這種較量今后還會經常出現”，李朋義表示。作為國際版協執委會成員，李朋義每年要參加兩次國際版協日常會議。“國際版協里的有些人對中國抱有偏見，有些人對中國的發展視而不見，還有些人不了解中國的情況。”對此，“我們應當多到國際舞臺上去介紹和展示我國出版業的真實情況，為中國出版界發聲”。李朋義不贊成那些在中國出版市場上賺錢，到國際出版市場上去“罵人”的做法。

　　“隨著中國加入WTO，中國出版走向世界，國際出版進入中國，這種雙向交流的愿望很強烈，而且雙向的文化交流比較充分，但是文化交融還任重道遠，因為交融是各種思想、各種價值觀的相互包容，現在還差得很遠。而隨著中國進入國際市場的范圍加大、程度加深，發生爭議和沖撞的可能就會越多。但是我們有充分的文化自信與國際社會打交道。”李朋義指出，“堅持我們的原則，維護我們的立場，該合作時友好合作，該較量時寸土不讓。中國版協從柳斌杰、鄔書林到每位成員對此都有一致的信念。”

　　中國加入國際版協的功臣

　　談起中國版協加入國際版協，李朋義表示，國際版協主席查金發揮了重要作用，他提議中國版協加入，組織會員大會投票，最終以49票支持、30票反對的壓倒性多數通過了決議。其中，以英美兩國版協為主的成員單位給予了極大支持。在他的努力下，伊斯蘭國家的出版協會也加入了國際版協。

　　李朋義表示，中國版協加入國際版協歷經三十年艱難歷程。早在20多年前，他在外研社擔任社長時曾邀請當時的國際版協主席來華并訪問外研社，向她們介紹中國出版業的情況。近年來與國際版協的高層，包括上一任主席池永碩、現任主席理查德·查金以及下一任主席邁克爾·科曼均保持密切聯系，在業務交流與合作中成為親密的朋友和合作伙伴，向他們介紹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版的情況。李朋義指出，中國版協理事長柳斌杰、常務副理事長鄔書林都對中國加入國際版協高度重視并大力推進，中國眾多的出版人也做了大量工作。

　　“中國是一個出版業發展成熟的大國，有廣泛的影響力，已經與全球190多個國家有廣泛的合作，”李朋義轉述查金的話：“國際社會離不開中國，沒有中國的加入，國際版協就是不完整的。”他對中國持有的堅定立場，掃清了中國版協加入國際版協的障礙。

　　消除誤解

　　李朋義指出，目前國際版協對中國出版業的誤解主要集中在所謂“出版自由”和版權保護等方面。

　　“對于出版自由，可以從幾方面來看。首先，從立法上講，中國在憲法中對出版自由有明確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同時中國沒有任何一部法律禁止出版自由。中國的出版企業在憲法允許范圍內有充分的出版自由，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有這方面的法律要求。二是從出版實情看，中國出版企業在憲法允許的范圍內可以充分地出版，外國出版機構與中國出版機構的合作也非常充分，包括從1980年代開始的資本層面的合作（如IDG、人民郵電出版社和艾格萌公司合資成立童趣出版公司、阿歇特和鳳凰出版集團成立合資出版公司）、項目層面的合作（如外研社和麥克米倫教育集團、圣智學習出版集團與人教社以及麥克米倫與高教社合作出版英語教材）以及版權的雙向合作。此外，改革開放以來，對民營資本放開發行市場，大量的民營公司從事圖書發行工作。同時大量的文化工作室開始與出版社開展了很多的項目合作，如北京仁愛教育研究所、山東世紀金榜書業有限公司、金星國際教育集團、志鴻教育集團等民營企業的年銷售碼洋都高達10幾億、20億元。”

　　“對于版權保護，中國在加入伯爾尼公約組織之前確實存在比較嚴重的問題，但是在加入后已經有很大改觀，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到民間出版機構建立了龐大的打擊盜版聯盟，這個問題我們已經解決得很好。”李朋義指出，“反過來，現在世界上出現版權保護問題最大的還是在西方，如亞馬遜、谷歌、蘋果等公司利用掌握的資本優勢和技術優勢，侵犯作者以及出版者的權益，大量免費使用受版權保護的內容，僅對很小部分的內容支付極低的費用或版稅，這是作者和出版者都不能接受的。目前國際版協正在與這些公司進行談判，爭取合法的權益。”李朋義表示。

　　中國出版國際化的三步棋

　　在今年法蘭克福書展期間召開的國際版協大會上，中國有4位出版人首次進入國際版協，李朋義出任國際版協執行委員會委員，于春遲、林麗穎、于洋分別出任教育出版論壇委員會委員、版權保護委員會委員及出版自由委員會觀察員。

　　李朋義表示：“把中國年輕的出版人推到國際舞臺是我義不容辭的責任。”作為有64個成員國的國際版協的20多位執委之一，他指出，中國加入國際版協的4位委員，將履行代表國際版協與各國政府協商、敦促在教育發展、知識產權保護及出版自由等方面的發展并解決合作中遇到的問題。

　　為加強與國際版協的交流，李朋義表示，今后中國版協每年都會邀請國際版協的高層來華，向他們介紹中國出版業的最新發展。每年的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兩大協會將共同舉辦論壇，明年的倫敦書展上，將通過出版英文專刊的方式，集中介紹中國的農家書屋工程、全民閱讀工程以及公共圖書館建設等內容，增加對外宣傳的力度，這對于消除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誤解非常重要。

　　在中學時因為作文寫得好，語文老師經常鼓勵他長大了去當黃驊縣廣播站的土記者。李朋義說，能夠寫出好文章拿到廣播站念出來，這是他對出版最初的認識。北外畢業后留在外研社做編輯，每當同學聚會時，總有同學問他“班長，你還在推油墨輥子印教材吧？”（當時的小語種教材采用刻蠟版、油印機印刷），那時他對出版業還是模糊不清的認識。到36歲當社長時他開始認真思考出版，才認識到，出版是對人類文明的選擇、加工和傳播。出版是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過程，出版最大的特點是，通過商業活動來傳播文化、知識和文明，正是由于它是一種商業活動才有永久的生命力。這時他對出版的認識才日漸清晰。李朋義表示：“直到后來得了韜奮出版獎，我進一步認識到，出版是文化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靈魂。包括出版在內的文化活動，可以教育人民，引導社會，推動發展。文化是國民經濟支柱型產業。出版物是有生命的，有靈魂的，傳播文化也應是出版人終身的事業追求。”

　　李朋義表示，中國改革開放至今的成果離不開中國出版走向國際在其中發揮的作用，給國際出版界提供了廣大的舞臺，也有越來越多的中國出版人得到了國際出版界的認可。

　　要進一步樹立中國出版在國際社會上的形象，他認為要從三個方面下功夫，一是繼續加強交流，目前中外的交流還不夠充分，交流最主要的是存在文化差異問題。文化交流充分了，可以避免誤會、消除誤解，甚至可以避免戰爭。現在的中東問題以及歷史上的十字軍東征實質上都是文化戰爭。二是中國出版人缺乏既懂中國文化又懂國際文化，既懂外語又懂國際規則，能夠融入國際社會的人。我們應當培養一批這樣的人才。三是用英語出版，增加面向國際市場出版英語讀物的品種和數量。目前我國針對國際市場的出版物還遠不成氣候，如查金所言，像愛思唯爾、企鵝蘭登、阿歇特原本只是荷蘭、德國和法國公司，都主要用英語出版獲得了廣泛的讀者群和國際影響力。中國的出版企業如果有幾家大量出版國際市場的英語出版物，進入國際出版界就會更容易。

　　最后，李朋義指出，國際文化傳媒業總體呈現一種態勢，即文化交流比較充分，文化交融還任重道遠，文化交鋒將日趨激烈。作為出版人，我們應有充分的文化自信，在與國際社會打交道時，堅持我們的原則，維護我們的立場，向國際同行展現中國出版的良好形象。

　　12月6日，一場以“聚焦中國”為主題的國際出版沙龍在位于北京的外研社大廈舉行。國際出版商協會主席理查德·查金作了“國際出版與中國”的主旨發言，多位中國出版界人士介紹了中國教育出版的數字化、翻譯行業的發展與機器翻譯的未來、翻譯出版的發展、出版企業的國際化、圖書電商及實體書店的發展、少兒出版的國際化等方面的情況。增加國際社會對中國出版的了解成為本次會議的主要目的。借此契機，記者采訪了對中國版協加入國際版協起到關鍵性作用的兩位重要人物，暢談對中國出版如何加強與國際同行的交流，樹立中國出版的國際形象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