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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上紙引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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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高民的悲劇一樣，很多東莞的企業也走向了生命周期的盡頭。當地流傳的說法是，“在過去一年左右的時間內，至少有不低于4000家企業關門”，但這一說法始終沒有得到官方確認。而在此之前的5年，即2008年至2012年，公開的數字是，“7.2萬家企業被關閉”。
但彌漫在東莞空氣中的，并非只有悲觀的氣息。東莞工商局發布的信息顯示，今年東莞制造業數據強勁，1-3月東莞市新登記制造業市場主體6014戶，同比增長25.31%。東莞市工商局方面分析稱，今年一季度新登記企業的行業已出現新趨勢，比如生物、環保、智能、光伏等戰略性新興制造業市場主體竟有152戶。
死亡和新生并存在這個中國制造業重鎮，東莞正在開啟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新的生命周期。與改革開放之后意氣風發的變革不同，這次東莞的轉型可能要復雜和痛苦得多。
不一樣的倒閉潮
謝文峰決定提前收車，他已經在這座城市中奔跑了一天。在接下來的三個小時內，這位私車拉客的車主可能會出現在路邊的任意一個閑聚人群中，隨便聊點什么。
至少在兩年以前，謝文峰都會忙碌到晚上11點以后，他所在的厚街鎮是東莞制鞋工廠最密集的地方，沒有人知道這里到底有多少企業和工人，那些作坊式的工廠很少會進入到官方的公開報告中。
謝文峰已經在厚街鎮生活了15年，最熱鬧的時候，擁堵和嘈雜曾讓他不堪忍受，180分鐘工作時間的縮減，讓謝文峰目睹了繼2008年以后，中國制造業歷史上第二次大規模企業倒閉潮：大大小小的工廠不停關門，熱鬧的廠房冷清下來，招工的牌子到處都是。
厚街鎮的一個工業園區日漸凋敝，鼎盛時期，這座園區有將近30萬農民工，而如今，只剩下三分之一。一家3月10日左右剛剛關廠的老板抱怨，“我們已經到了讓工人回家發動老鄉來廠里工作的地步，結果還是招不到工人”。
沮喪的情緒在工廠之間蔓延，但外貿訂單的恢復掩蓋了這一問題，大部分中小企業試圖找到繼續留在這里的理由。
中金所高級宏觀經濟研究員趙慶明[微博]在今年3月份前往東莞調研企業。他的感覺是，“最困難的時候已經過去”，理由是，“盡管還存在用工難和利潤不高的問題，但訂單的恢復使企業有了生產的動力”。
這是合乎邏輯的。厚街的大部分產品供給市場為歐美、俄羅斯等國家，2014年以來，除了俄羅斯市場繼續低迷外，歐美市場緩慢復蘇。此前，自2008年以來，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歐美市場需求普遍不足，訂單萎縮也一直困擾著中國的供應商們。
但如果只要訂單恢復就可以挽救這些工廠的話，那諾基亞[微博]一定會為自己關閉在東莞的工廠感到后悔。今年春節以后，微軟[微博]逐步關停了諾基亞在東莞的工廠，并計劃將生產設備運往越南工廠。
而根據公開報道，目前，松下、日本大金、夏普、TDK均計劃進一步推進制造基地回遷日本本土，耐克、富士康、歌樂、三星[微博]等世界知名企業也加快了撤離中國的步伐。
但實際上，訂單的恢復沒有能夠挽救這些企業，倒是巨頭企業的持續外遷或者倒閉，引發了東莞電子儀器儀表制造類企業的倒閉潮。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以來，電子儀器儀表制造、紡織服裝鞋帽、塑料制品及金屬制品等行業，分別占全市倒閉關停企業總數的44.1%、11.8%、7.6%和7%，合計占比70.5%。
這樣看來，這一輪倒閉潮和2008年金融危機造成的倒閉潮有著本質的區別。“2008年，三來一補的外貿型企業倒閉，更多是受到外需萎縮的影響，屬于市場原因，”東莞本地學者龔佳勇分析認為，“這一輪的倒閉，更多的是產業因素，即傳統代工類工廠依靠的產業基礎不復存在”。
也就是說，低端制造和代工類企業正在喪失產業發展的土壤。這足以給東莞制造乃至中國制造一個警鐘，他們面臨的是產業的變遷，是人力資源、土地等要素完全改變環境下的一個挑戰。“可以確定的是，那些自身運營水平沒有得到改善，又沒有品牌和技術的代工類企業，正在退出，屬于他們的時代結束了。”智石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朱克力曾在2008年前后到珠三角進行調研。
龔佳勇把這種現象稱為“搭便車”時代的結束。過去是幾年，低端加工制造為中國經濟貢獻了原始積累，但也消耗了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土地、環境等要素。在他看來，目前的制造業已經到了買車票的階段。龔佳勇稱，“這個車票可能是技術、創新或者其他，但對大量加工制造類企業來說，他們必須找到對中國經濟新的貢獻方式，否則，外貿的短暫回暖很有可能是他們的最后一班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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