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印刷媒介的力量：政治媒體的興起

晚清中層社會及由其所界定的政治出版業的歷史始于《時報》創刊前的許多年。在1890年代的中晚期，改革派發展出一種更具論辯性的政治模式，賦予了出版業新的政治意義，一種新的政治范式和新的印刷業模式也出現了。同時，印刷業的角色轉變也受到自19世紀起就在中國興起的外國報紙的影響。受到這些外國刊物形式和功能上的啟發，改革派報人將生產和使用印刷媒介一并納入他們的改革議程中。正是西式模板與晚清政治改革危機之間的互動最終催生了像《時報》這樣的新型政治期刊的出現。

外報在晚清政治報刊發展的過程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展示了政治出版業并非一個不假外物的媒介。中國的印刷文明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中國在東漢王朝時期（25-220）就發明了紙，在隋（581-618）唐（618-907）時期發明了雕版印刷術，宋朝（960-1279）發明活字印刷術。在外國人傳來新式報紙之前，中國已經有了自己的官辦報紙“邸報”，最早甚至可以追溯至漢朝（前206-220），更不用說唐朝出版過的“邸報”了。“邸報”由各省官府在首都的親信通過私人通信的方式傳到地方，這些報紙成為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中介。在晚清，這些官方報紙以“京報”的形式出現，并在1907年轉變為“政治官報”（Political gazette），在1910年成為“內閣官報”（Cabinet gazette）。

除了中國本土印刷業形式和印刷技術的發展，外國在華出版業的確對晚清中國的期刊和媒介產品的邏輯產生了最重要的影響。自1815年起，出于傳教目的和商業利益，西方人便開始了在中國的活動，為此后一百年間的出版人提供了可堪借鑒的模型和所必需的印刷技術：1870年代末期的平板印刷術，1880年代的活字鉛印。西式印刷業在中國所獲得的國際特權，也進一步為本土報紙自由運作提供了獨立于王朝中央管控之外及物質上和法律上的空間。上海成為了中國新式報刊發展的中心城市，同時也正是《時報》的創辦之地，由于那時的上海是條約所規定的港口城市，能夠為出版業提供治外法權上的保護，能夠獲得進口新聞紙和印刷機器，也是一個全球文化的中心。

這并非意味著外國因素決定了晚清出版歷史的發生。更確切地說，它啟發了新式出版人利用報刊來表達自己的政治與社會觀點，也為表達和傳播改革理念提供了語境。然而，中國的出版業同國外的出版業在很多方面都有著非常大的區別。西方的印刷業是在早期資本主義的推動下產生的，而在中國，印刷術的出現比歐洲早500多年，但其功能僅僅體現在政治方面。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將新出現的印刷媒體的作用解讀為：通過表達“想象的共同體”而催生新的主體性，盡管這一解讀與晚清中國有一定關聯，但安德森的理論的起點和終點都難以契合中國印刷業歷史的演變。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并非資本主義與印刷業之間的互動使得新的政治團體變得可以想象，而是新式印刷業和政治改革之間的聯系使得報人們挑戰舊式理念，使得為他們自己和讀者培育新的集體認同成為可能。這一重要的、嚴格限定的“集體認同”，并不符合安德森非常明確的“國家意識”模型。

在清朝統治的一半時間里，特別是最后十年間，主要的社會危機和政治拐點記錄了中國這種集體認同感的進化，也使得新式出版業的歷史更具深意。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結束了1894-1895年間的中日戰爭，激發了年輕、求變的文人，也催生了中國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報刊。1898年的百日維新進一步擴大了這些期刊所影響和占據的空間，而緊隨其后的戊戌政變卻又幾乎消滅了所有的媒體，關鍵的報人也被驅逐流放。當清政府最終在1901年宣布實施憲政改革，中國大陸報業的又一次良機拉開了序幕，《時報》這樣的報紙也能夠通過扮演非官方改革派，著力擴大中國新的中層社會。

開端：外國、傳教士、商業

西式報紙既能影響像《時報》這樣的政治報刊的功能，也能影響其形式。自19世紀初期始，外國傳教士、外國和中國的商業組織就借助報刊來達成他們的宗教或商業目的。在1815至1894年間，新式出版業幾乎都由外國人控制，大約有150份左右的外國人經營的外語報紙，70多份外國人經營的中文報刊。盡管最早在華辦報的是葡萄牙人，但英國人辦報的數量最多，是其他國家所辦報紙數量的兩倍左右。美國人辦的報紙數量位居第二，緊隨其后的是法國、德國和日本。這些報紙中的大部分都在條約劃定的租借地出版，例如上海、香港、澳門、廣州、福州、杭州、天津、西安、煙臺等主要的中心城市。

這70多份中文報紙中的70%是由傳教士創辦的，是傳教布道的工具。這些西方傳教士期刊傳播和散布耶穌基督的“真”，反映了宗教和道德維度上的“傳播的傳遞觀”，目的是在中國的土地上開拓上帝的王國。當然在內容上，這些報刊也多少與中國的晚近的改革派有關，他們將印刷媒介當作宣傳鼓吹的工具，明顯是指向其政治潛能的。

另外30%的中文報紙和80%的英文報紙是由外國商人創辦的。這既反映了外國商業勢力在華的影響力，也反映了在歐洲商業和出版業之間的歷史聯系。這些早期商業報紙的特征之一就是缺少明確的政治取向。它們偏重貿易和船運新聞，這與報紙大部分讀者——貿易商人、新興買辦階層——的商業利益是一致的。當時所有的外國新聞大都由總理衙門翻譯并每月出版。《上海新報》是上海最早的發布商業新聞的報紙，由英國人在1861年12月至1872年12月間出版。盡管也曾報道過一些事件，例如1850-1864年間的太平軍起義，但政治新聞仍然涉及較少。

1872年，《上海新報》被《申報》取代。《申報》由兩位英國茶葉商人Frederick和Ernest Major創辦，是中國早期報紙中出版時間最長的，一直出版至1949年5月。《申報》報道地區、全國和國際大事，1905年在《時報》的影響下改革，與其說《申報》是一個新式的政治機構，不如說它是一個商業信息服務機構。Ernest Major自己也曾在1875年10月11日說這份報紙是“出于商業目的創辦”。《申報》的商業新聞逐日持續更新，他們的編輯體系重視商業事件，對中國經濟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給予了很大的關注。它刊登的政治類代表性文章通常“冗長而浮夸”，往往不能切中時下而是瑣碎無聊。1880年代，這些文章更趨保守，甚至聚焦于那些十多年前的新聞事件和話題。《申報》當時主要的競爭者是《新聞報》，也主要刊登商業新聞。《新聞報》創刊于1893年，創辦者包括外國和中國商人、官員，包括盛宣懷和張之洞，先后由英美人士掌控。

在這一時期，與這些由外國人掌控的商業報紙、政府掌控的官報相區別的，即戈公振所說的“民報”。由商人、買辦、洋務派、受西學影響的知識分子創辦的報刊，開啟了“文人論政”和政治評論的先河，也是晚清政治出版業的標志。與外報相比，這些報刊更重視政治探討，著力揭露官府腐敗。包括1873年王韜在香港創辦的《循環日報》，以及1870年代初至1880年代末在福州、上海、廣州出版的其他一些報紙。然而，盡管王韜的《循環日報》非常開明且進步，但其商業版面也是其他版面的兩倍，這在當時是非常典型的。

“開啟民智”：《馬關條約》與政治出版的興起

19世紀末期的中國出版業的巨大轉型，可視作是對清朝統治最后十年所發生的重大事件的一種回應。1890年代中到晚期，這些報紙刊登有關中國不明朗政治境況的敏銳評論，竭力培育民眾的政治社團觀念和國家責任感。他們開始改變晚清中國印刷業調解溝通的角色，力圖推廣一種新的政治模式。

中國報學史家姚公鶴認為，外國報業創造了國際政治的趨勢，中國報紙也由此而產生。他的論斷雖然有些夸大，但世界性事件的確對別國歷史上的出版業產生了深遠影響，姚公鶴關于強調在中國新式政治出版的興起中，國際影響的作用這一點上，無疑是正確的。對于中國來說，最根本的原因仍是在1894-1895年間中國戰敗給日本，北京政府被迫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時報》1932年的一次回顧專輯中，編輯家徐斌斌（筆名：老漢）將晚清報人“警醒落后者，喚醒冷漠者”的決心歸于他們因中日戰爭而產生的深刻國恥感。

因為政府接受《馬關條約》而引發的眾怒，其第一次的表達是在1895年5月的公車上書，請愿書以康有為主筆起草，有1300多名科舉考試考生聯名簽字。由此發展成為以康有為為首的強學會，參與者主要是康有為的一些學生，包括梁啟超、徐勤、湯覺頓。中國最早的新式政治期刊是強學會的機關報。包括1895年8月17日創刊于北京的《中外紀聞》（原名《萬國公報》），及1896年1月創刊于上海的《強學報》。這些報刊和強學會自身的目標在于激發大眾對國內國際事件的關注。由于政府懷疑這些年輕的“自強者”的目的，強學會在1896年1月20日被迫關閉，盡管如此，在1895年事件的影響之下，履行改革和承諾國家變革方面的阻力還是被大大削弱了。《中外紀聞》和《強學報》很快被1896年8月9日創刊的《時務報》所取代，《時務報》成為早期最有影響力的改革類期刊之一。中國出版業的歷史就是這樣不可逆轉地生成的。

1895年的事件給晚清出版業帶來的既是量變，也是質變。然而在1890年代早、中期，主要的港口城市只有十幾份報刊出版，1895至1898年間，則增至60多份，其中還有很多并非在外國人掌控的區域。這一趨勢持續至20世紀，包括那些曇花一現的出版物，這一時期報刊的數量由1890年代的100多份增加至1911年的700-800份。

這些新出現的政治報刊最與眾不同的特征體現在“社論”方面。出于“公”（public-mindedness）、“要”(significance)、“周”(comprehensiveness)、“時”（topicality）這些觀念的考量，這些新式的文章和政治評論在一些代表性的改革派報人筆下得到了充分的發展，這些報人包括梁啟超、麥孟華、徐勤、歐榘甲、唐常才、譚嗣同等。在深層的政治危機感驅使下，報人們主要關注國家事務：批評國家的虛弱、探討國家潛能、設計振興方案、不斷評估中國在世界中的位置。他們堅信，啟發人們關心國家存亡是造就民眾改革之心的途徑。

梁啟超明確地將出版業的作用與國家強盛聯系在一起，在他曾刊登于1896年的《時務報》上著名的文章《論報館有益于國事》中，梁啟超認為：“閱報愈多者，其人愈智。報館愈多，其國愈強。” 梁啟超在1904年《時報》的發刊詞中又一次將國家的威望和生存與出版業聯系在一起，他認為，報紙的編輯和作者應該引領國家和報紙走向國際，他說：“吾國家能在地球諸國中占最高之位置，而因使本報在地球諸報館中不得不求占最高之位置，則國民之恩我無量也夫！恩我無量也夫！”

改革者們堅信，為了國家的強盛，報業須肩負起啟迪民眾的重任。康有為在他1895年的請愿書中也明確提出要為了啟迪民眾而辦報。然而，康有為的目標并不具有普遍性，而僅僅是指向士紳、讀書人，然而傳統文人所接受的是中國傳統教育，缺少西方式的國家觀念與世界常識。高層官員基本都讀免費發放的官報《京報》，康有為及其追隨者們希望通過發行《中外紀聞》使這一千多名《京報》讀者們增強國家的觀念，意識到國家的危機。比康有為更進一步，梁啟超強調“開民智”，而不是僅僅教育士紳精英，他特別強調了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認為政治制度改革比學習先進技術來得更為重要，他致力于擴大民眾對政治活動的參與，并主張開議會。自從1890年代起，梁啟超的文章中反復出現的主題“開民智”成為了20世紀初政治話語的主旨之一。對民智的強調體現了改革者堅信民眾達到一定的知識水平，是一個國家走上憲政道路的前提條件。

早期改革派出版業的訴求，及普遍的政治教育、國家強盛主題的巨大吸引遠遠超過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發行的官報，許多官員都成為了改革派報刊的讀者。報刊的發展也警醒了朝廷，以至于朝廷試圖通過增加官報出版發行數量的方法來削弱新式報刊的影響，并在官報中摘錄改革派報刊上的內容。然而，朝廷的這兩種努力都失敗了，僅僅通過移植一些新式報刊的內容，舊式官報是無法與新式報刊競爭的，無論官報如何增加發行量，他們最終還是無法吸引更多的讀者。問題并非出在供給，而是需求。

新興的政治報刊開始在至少十一個省級官府、政治圈中廣為流行（讀者包括兩湖總督張之洞，以及浙江、湖南、廣西、直隸等省的巡撫），官員都要求下級機構和行政部門購買和學習改革派報刊。更有甚者，有些官員還在他們呈交朝廷的備忘錄中引用這些新式報刊中的內容。這些支持并非全無條件，例如1895年，張之洞查禁了他曾一度支持的《強學報》，因為《強學報》以孔子的誕生年份作為元年來紀年，而不用清朝的年號紀年。但在這種有條件的支持中，心向改革的官員們逐漸開始意識到出版業在中國政治改革進程中的重要性。

年輕的光緒皇帝也認識到了新式出版和公眾出版、言論自由的重要性。在百日維新期間，他認可了出版的合法性，1898年7月26日，他的政府規定《時務報》為官方控制的報紙，由康有為主持。新式報刊在此期間備受矚目，在1898年6月科舉考試改革宣布之后，報刊的內容甚至出現在科舉考試的試題中。考官們從報紙中選擇題目，讓考生就時事展開論述，而考生也為了準備考試而學習報刊。由此，閱讀報刊的需求越來越大，書店也開始印行報刊文摘并通過銷售來獲利。1898年的考試改革廢止了八股文，并重新定義了考試的實質。然而9月的政變使得科舉改革失敗，而八股文也隨之復辟了。

這種新式的、官方許可的出版業狀況一直持續到1898年9月21日，也就是光緒短暫的改革實驗被粗暴叫停的那一天。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康有為和梁啟超被迫流亡日本，他們也將改革派報刊的出版地改到了日本橫濱，這也標志著中國言論壓制的開端。1898年之前，中國對新式報刊和出版物的限制主要是禁止出版妖言和謠言，《大清律例》和這一律法所具有的強制力很大程度上僅僅對謹言慎行的官員具有效力。然而這種狀況在1898年10月8日發生了改變，嚴格限制出版業的法律規定頒布了。報紙編輯被指控為墮落和懷有陰謀的知識人，而他們應該被捕。1900年2月14日，更是出臺了律法嚴禁梁啟超發行的出版物從日本進入中國，并勒令各地政府銷毀所有改革派報刊，嚴懲持有這些報刊的人。

由于政府的禁令，這些出版物在中國的傳播遇到了一些困難，但仍持續流通，于是政府在1901年1月29日宣布實施新政時又一次重申了官方在報禁方面的立場。這一文件進一步起訴康有為和梁啟超在中國印行報刊的行為，稱“盡管他們逃往海外，但仍舊繼續指引人們誤入歧途……策動造反”。禁令規定關閉報館，同時逮捕記者，因此，許多報館暫停了出版業務，或者是搬到上海的外國租界。政府意識到學生群體是報刊最熱切的讀者，于是也針對他們頒行了新的校規，規定禁止學生購買課本以外的任何書籍，不許背離“傳統之道”，也不允許他們成為記者或通訊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