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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云軒自開業起即奉行“新裁別出，精益加精”之宗旨。
一百多年前，一家名為“朵云軒”的箋扇商號在上海河南路上開張。“朵云”是書信舊時的雅稱，店如其名，商號所經營的業務極盡江南文士之風流，奉行“新裁別出，精益加精”之宗旨，制售各色名箋、名扇和文房用品。朵云軒自創立起就從事信箋、畫箋的木版水印印制，技藝傳承至今，就有了開頭朵云軒木版水印室中如今每日上演的場景。
木版水印源于雕版印刷術，可以追溯到隋唐時代，宋元時多用于書籍插圖印刷，到了明末，胡正言的十竹齋創造出“饾版”、“拱花”等復雜工藝，木版水印更臻豐富精妙。“饾”為堆疊之意，“饾版”術即彩色套版套印技藝，即按畫稿上的不同色彩雕制成不同模版，再對照原作，給各塊版上色依次進行套印或疊印。
利用“饾版”術復制水墨畫可以達到亂真的境界，因此木版水印作品素有“次真跡一等”的美譽。這項技藝不僅是保存傳世名作的手段，普通人也因此可以欣賞和收藏國畫大師們的杰作。 朵云軒是國內最大的木版水印機構之一，另一家是北京琉璃坊的榮寶齋，有“南朵北榮”之謂。
錢松巖《愛晚亭》【木版水印】
林玉晴是現在水印室資歷最長的師傅，也是“朵云軒木版水印技藝”的非遺傳承人，做水印已經四十多個年頭，2008年退休后仍被返聘回來帶徒弟。她曾聽單位的老師傅講起一樁軼事。當年，畫家錢松巖（1899~1985）得知朵云軒想要復制他的水墨畫《愛晚亭》，欣然出借原稿。復制完成后在朵云軒的商鋪里售賣，錢松巖竟上門興師問罪，說“人家告訴我你們把我的畫賣掉了！”工作人員解釋無果，拿出悉心保存的原稿給他看才平息了風波，更令人稱奇的是，他甚至覺得木版水印好過原作。
為什么木版水印無法被機器印刷替代
畫家本人的不吝稱贊是對木版水印這項工藝的肯定，背后是木版水印技師們經年累月磨礪出的手藝和無限的耐心細致。傅雷在1960年寫給傅聰的家書中說：“木刻水印在一切復制技術中最接近原作，工本浩大，望珍視之。”
宋人《消夏圖》【木版水印】，縱24.5cm，寬15.7cm。
印制宋人《消夏圖》的66塊饾版。
木版水印的三道工序（如果細分則有三十多道），勾描、雕版、水印，對技術都有極高的要求，通常由不同的人承擔，而每面對一幅新的作品，需要的技術在細節上都會有所不同，所以哪怕一輩子專攻其中一項，在職業生涯的盡頭也仍需不斷學習。印制一幅畫作的整個過程耗時極長，少則幾月，多則數年。朵云軒上世紀50年代末印制的小尺幅作品《宋人消夏圖》，縱24.5厘米，寬15.7厘米，分版就達66塊之多，套印數百次；2010年完成的獻禮世博之作《群仙祝壽圖》挑戰了木版水印有史以來的最大尺幅，并首次采用金箋紙這一材質，作品總寬720厘米，高206.8厘米，分版超過2000塊，制作歷時8年之久。
“鏤像于木 印之素紙”的木版水印被稱為印刷術的“活化石”，意指其數百年來無論工具或技法都仍與古代印刷如出一轍。時至今日，木版水印的基本工具仍由技師親自制作，并通過口傳心授，代代相傳。譬如水印所用的棕刷、棕耙，雕版所用的拳刀、圓刀等等皆是如此。但作為一門技藝，木版水印又從誕生之始就有著順應時俗的韌性。明人李克恭在胡正言的《十竹齋箋譜》序言中指出木版水印的第一要義，即“畫須大雅，又入時眸”，朵云軒在復制畫作時，也都會選擇藝術造詣突出，又符合當代人審美的作品，因此木版水印又有著穿透時光的現代魅力。
然而，作為一門純手工技藝，木版水印不僅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工，在用料方面也十分考究，成本居高難下。為最大程度還原原作，選用原作所采用的絹、宣紙、高麗紙等材質，以傳統的國畫顏料和有一定年份的油煙墨、松煙墨進行印刷。不僅如此，由于木制雕版容易磨損，一套版至多也只能印百余份，與追求效益的現代生產方式完全背道而馳。另一方面，除了少數在收藏市場上被爭相競逐的名作，大多數木版水印作品的售價并不高，甚至與機器印刷的高仿品無異。
朵云軒木版水印中心主任鄭名川。本文人物圖片均為澎湃新聞記者李丹攝。
朵云軒木版水印中心主任鄭名川是畢業于中國美術學院國畫系的70后，2000年大學畢業就入了行，專攻勾描，《群仙祝壽圖》的摹稿就出自他之手。2008年非遺申請成功的時候，紀實頻道曾為朵云軒木版水印拍攝了一部紀錄片，鄭名川始終記得里面的一句旁白：“木版水印看價格就像一群大廚辛辛苦苦做了一桌菜，最后賣了個盒飯價。”
無可否認的是，隨著技術革新，現代印刷品在圖像層面的準確度也許會勝過木版水印。并且，木版水印的受眾范圍很小，事實上，聽說過這種工藝的人都很少，何況不論用于收藏還是裝飾，藝術愛好者們都有非常豐富的其他選項。如果不是人們文化傳承的自覺，木版水印技藝或許會在市場競爭中淘汰、消亡。
但是，手工制造有著機器生產無法替代的東西。鄭名川認為，翁同龢后人、著名收藏家翁萬戈對木版水印的評價十分中肯，翁萬戈說，現代印刷品印得再好也是印刷品，但木版水印的作品還是美術品。木版水印的最大優點是水墨、色彩可以滲透到紙背，這是油墨浮于表面的機器印刷無法做到的，傳統材料的采用使得木版水印作品能夠保存的時間更久遠。更重要的是，其中所包含的人的情感和溫度，讓水墨畫難以捕捉的神韻得以靈動再現。
林玉晴和她的四十年水印生涯
盡管完成的木版水印作品上不會留下技師們的姓名，但是他們的價值卻會融入作品之中：專業的收藏家們會知道榮寶齋或是朵云軒的某一幅畫印過幾次，哪一次印得最好，不同批次的作品在拍賣時的價格有時相去甚遠。而要成為一名手藝精湛的木版水印師，需要付出的努力是難以估量的。
林玉晴正在印制張大千的寫意畫《潑彩山水》。
林玉晴眼下正在印制的是張大千的寫意畫《潑彩山水》，采用高麗紙，分60多塊版，每一塊版要重復印好幾次，完成需要大半年的時間。“這種很厚重的色彩畫家是用一小碗一小碗的顏料直接倒在畫紙上的，我們沒法這樣做，所以要一層一層反復地印，做出層次感，很費時”，她一邊介紹，手上的動作卻沒有放慢。每印完一塊版，還要用蘸水的毛筆將木版的輪廓留下的印口跟畫面銜接起來。因為畫幅大，需要從早到晚站著工作，但經過了四十多年的水印生涯，她已經習以為常，并不感到十分吃力。
水印的技巧說起來似乎并不復雜，用棕刷、毛筆把水墨和顏色撣刷在刻好的木版上，將畫紙覆蓋其上，以棕耙砑印，如此往復成千上百次，最終疊印出肖似原畫的作品。但實際上，看似簡單的幾個步驟中玄機密布：每一次套版時手工固定的位置都要非常精準，每一次拉開紙張時的力度和方向都要做到完全一致，任何的失誤都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撣色、砑印的手法、色彩的運用、水分的控制處處都是學問。因此，即使是刻得上佳的木版，不同的水印師傅印出來效果都不一樣，而且并不僅僅是熟練與否的差別。
林玉晴1972年參加工作的時候還只有18歲，梳著兩個大辮子。因為姐姐去了黑龍江農村插隊，爸爸去了貴州，她得以留在上海，被分配到朵云軒的木版水印室從事水印工作。
“剛開始是三年學徒，不好談戀愛，不好請假，工資第一年十七塊八毛，第二年十九塊八毛，第三年二十一，三年才能滿師。如果中間談戀愛，領導要找你談話延長半年，甚至于開除。那時候環境也很苦，冬天天氣冷，要生火爐，一個房間生三個爐子，一天下來鼻子里都是煤灰。頭頂上四個噴霧器從早到晚在上面轉，房間里像澡堂子一樣，云霧繚繞。” 回憶起四十多年的往事，她十分感慨，仿佛舊日光景就在眼前。
從剛進單位開始，林玉晴就是當年那批水印師中的佼佼者，四十年光陰流轉，如今還在印畫的只有她一個人了。“每個人對畫面的理解是不一樣的，有天賦的成分，一定要有悟性”，林玉晴說。她剛參加工作的時候，會在下班后自己學習書法、畫畫，她認為這對提高水印技藝很重要，“不一定要畫得一模一樣，但至少每個畫家的特點、他用筆的基本方法要理解，畫稿的來龍去脈、層次感，關關節節都要搞清楚。只有看清楚了，才能在版子上做出來。”她還慶幸自己那一代師父多，工作中只要有心就可以學到各個老師傅的長處。現在，水印的工作環境比起過去有了很大的改善，她每日所做的就是盡己所能把畢生經驗傳授給年輕的徒弟們。
林玉晴自始至終都覺得做水印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就像在版子上作畫，尤其是印寫意畫時，十分輕松愜意。一張畫完成如果出來的效果好，那種快樂的心情更是難以言喻。水印和技師的心情和身體狀態也有很大的關系，“心情好的時候做出來的東西很活，身體不好的時候印出來是沒有靈氣的。”她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年輕得多，說話間也總是帶著溫和的笑意，快樂顯然不僅是她工作的秘訣，也儼然成為了她人生的底色。
“因為喜歡，也就做了一輩子。” 林玉晴輕描淡寫地總結了自己一生的工作，就像在陳述一個平平無奇的事實。
木版水印室的年輕人們
林玉晴是朵云軒的木版水印中心碩果僅存的50后，另外還有幾位60后、70后的大師傅承擔較為精難的雕制、印制工作，而近幾年，80后、90后的年輕技師逐漸占了多數。對于在計劃經濟年代參加工作的那代人來說，堅守崗位直至退休或許并不少見。然而，在充滿了喧囂與躁動、到處是誘惑和選擇的當下，選擇進入這個行業的是一群怎樣的年輕人？他們又能否將木版水印這樣一門古老而寂寞的技藝作為終身事業？
90后水印師陳婕。
陳婕是林玉晴帶的其中一個徒弟，是個90后，但已經有8年的工作經驗，是年輕一代的水印師中入行最早的。她參與過《群仙祝壽圖》的印制，現在大多數時候已經可以獨當一面。2007年的時候，她因為老師的推薦過來實習，那時候的水印室除了林師傅還有很多老師傅，做活的時候感覺像手工勞動課，覺得蠻有趣的。“本來快高考了，我當時冒出個念頭，想著為什么別人都上大學我就也非得上大學呢，上完大學不還是要找工作嗎，結果就直接留下來工作了。”工作后意識到藝術功底的緊要，她還是利用業余時間，先讀了書法專科，又學了國畫。陳婕覺得這份工作雖然有時候有些枯燥，可每次印新的畫又是完全不同的體驗，表面重復單一內里卻又充盈著新鮮感。
她開玩笑說自從做了這份工作，自己現在已經跟社會脫節，跟一般的90后完全沒有了共同語言。愛好也變得像老年人一樣，喜歡去早上五點半開始擺攤的古玩早市，還有就是去看畫展。朵云軒印的木版水印作品時常會被借去展覽，她有時間都會去看，因為那些畫“在水印臺上和裝裱好了以后掛起來感覺是不一樣的”。
去年，她特地請假跑去故宮看人氣爆棚的“石渠寶笈”特展，每天排很長很長的隊進館，“我本來是想去看我們這邊印的《寫生蛺蝶圖》，年代久了畫總歸會有點斑駁，看到的印刷品會有一點失真，比如蝴蝶翅膀上的紋理，淡一點的顏色可能看不出來了，看到真跡觀察仔細的話就可以看出來到底有沒有那一筆。”不巧的是，她去的時候正好遇上展品更替，“這幅畫前一天撤掉了，就差一天。”
朵云軒木版水印中心“傳習室”
國畫專業出身的孔妮延自2007年大學畢業就開始從事勾描，現在已有9年工作經驗，朵云軒新近的代表性作品趙昌《寫生蛺蝶圖》就是她勾的。不算圖章，這幅縱27.7厘米、橫91厘米的手卷共分了114塊版，分版、勾描用了兩個多月，勾、刻、印整個周期耗時兩年。分版的基本原則是一色一版，由于畫面中的蛺蝶色彩豐富，又要纖毫畢現地模仿原作的筆觸、深淺，一只小小的蝴蝶就分了15塊版。
早年，勾描師會先用透明玻璃紙覆在原作上面描摹，然后再把雁皮紙覆在玻璃紙上摹。因為市場經濟的作用，現在的名畫全都價值連城，已經幾乎不可能借出來了，所以現在一般直接將雁皮紙覆在復制品上面摹。雁皮紙是一種半生熟的宣紙，是最適宜用于勾描的紙張，現在市面上已經無法買到，孔妮延剛工作的時候計算過，朵云軒庫存的雁皮紙足夠用到她退休。
孔妮延說，勾描的最大難點在于重現原作的筆法，要做到形準、神像，如果不懂畫理是摹不來的。除了國畫基礎和線條功夫，還必須對書法、篆刻有深刻的理解，“摹印章首先要理解書法的起筆運筆，和每一筆之間的銜接，有些線條的變化是因為刻章的刀法導致的，所以也需要懂篆刻。”僅僅是在《寫生蛺蝶圖》這一幅畫上，就有39枚不同年代、字體的印章。
在孔妮延看來，勾描這份工作對于一個以國畫為志業的人來說是再好不過的。通過長期描摹名作，不僅可以練習線條功夫，并且可以反復去領悟古代名作。“越是優秀的國畫家，他的臨摹往往是貫穿一生的。”
80后雕版師王東巧正在刻版。
王東巧在大學里學的是版畫專業，畢業后的前三年在杭州學雕版，來朵云軒專攻木版水印的雕版步驟也是第三年，目前還在刻信箋的階段。勾描控制的是筆，水印控制的是水墨、顏料，雕版控制的則是各式刀具。雕版師的工作就是要把勾描好的稿子原模原樣地刻出來，把勾好的雁皮紙用漿糊反貼到梨木版上，通過揉搓去除紙質纖維令墨色更清晰地顯現出來，等待陰干，接下來就是純粹的手頭功夫了。
要做到“運刀如筆”絕非易事，而勾描的時候畫出一根細線條只需一筆，刻的時候卻需要在原本就細如發絲的長線條兩側各拉一刀，讓線條凸現出來，并且必須在刻的時候能夠感受到線條的弧度和變化，否則刻出的線條就會顯得呆板。王東巧現在已經可以十分自如地刻畫細線條，但她自承還沒有達到很高的技術水平，未來還有很多難關要攻克，所以并不會對這份工作感到厭倦。要接手像《寫生蛺蝶圖》這樣高難度的作品，至少需要十年不間斷的練習。
其實，木版水印室的這群年輕人性格旨趣各異，投身木版水印的機緣也并不相同，但無一例外都以虔敬的心情傳承著這門技藝。用“一輩子只做一件事”的職人精神來形容他們身上閃現的光芒，或許有些言之過早。但是，他們認真、執著、從容地從事著手中的工作，并日復一日不斷鉆研，努力做到最好，這就是不折不扣的匠心吧。
附：朵云軒木版水印作品：任伯年《群仙祝壽圖》、趙昌《寫生蛺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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