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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地域遼闊，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不一，商品和服務成本差別也較大。將教材價格下放省級管理，有利于各地根據本地實際情況科學合理地制定教材價格；有利于減少行政成本，發揮價格杠桿作用，在維護廣大消費者利益的同時，促進出版、發行等行業的健康發展。從這個角度看，發改委的舉措是一項符合市場經濟規律，有利于民生利益的善政。至于一些人對教材價格會因此上漲，導致學生受教育門檻抬高的擔心，則無異于杞人之憂。且不說此次改革從一開始就確立了微利的原則，即使一些省份的價格有所微調，影響也是極為微小的。比如一些省份農村中小學生教科書由政府采購免費使用，而在北京等城市，義務教育階段教科書已實現了政府買單。
需要指出的是，教材定價權下放后，各級教育、新聞出版管理部門的擔子不是輕了，而是更重了。減少中央政府對微觀事務的管理，市場活力才能充分迸發，而這并不意味著政府可以無所事事，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監管之中。下一步，管理部門更要充分發揮好管理職能，保證定價權的下放能夠平穩有序地落地。具體而言，新聞出版管理部門要加強對教材質量的管理，定價權下放了，教材質量不可以下降，只有加強監督才能避免個別印刷企業為了保證自己的利潤，就以次充好，出現粗制濫造的現象。教育部門則要確保教育補貼政策的延續。一些經濟欠發達地區本來就貧困，雖然國家教材定價權下放后，他們的自主定價有了更大的空間，但對于一些較貧困地區來說還是難以承受，對他們的補貼，不但不能少，還應該相應地增加，使國家的好福利更多地向他們傾斜，確保經濟欠發達地區的貧困家庭子女能夠享受到平等的受教育權利。
總之簡政放權絕非放任不管，對此各級管理部門一定要有正確的認識，在不打折扣地執行教材定價權下放的同時，對教材的生產和流通一定要輔以相應的監管機制，只有這樣，才能使這項改革之舉收到利國利民的功效，令善政得以善治。
